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狄克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所涉及的已婚夫妇使用避孕器具的权利以及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涉及的堕胎权中，虽具有不愿意让他人知晓或干扰的私事及私人领域之涵义，但从整体上而言，译为自我决定权较隐私权更为贴切，因为这两项权利的本质均在于个人在避孕或堕胎事项上的自我决定或选择之自由。
规制政策应当建立在对风险事实充分了解之上，因而，风险评估往往是风险规制活动的基础。风险评估是指对特定危害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定性或者定量分析的活动，其目的是了解特定风险可能造成的后果。
而司法的判决往往在同类事项上不容易保持一致，并且也往往较为稳定。[37]实际上，在《食品安全法》（草案）审议过程中，很多代表和委员便要求对专家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工作程序、意见的法律效力等作出妥善规定。[5]参见赵鹏：风险规制：发展语境下的中国式困境及其解决，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也没有充分的信息去评价行政机关政策选择的合法性。在风险规制中，专家往往对风险拥有更为理性的认识。
See Committe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9.pp.72-93。[21]学说上认为要遵守对盖然性的要求与损害程度的反比例原则，即损害程度愈大，所要求发生可能性的几率就愈低。（三）海关法中有关行政调查规定的考察根据我国《海关法》第6条有关海关权力的规定，海关可以检查进出境运输工具，查验进出境货物、物品。
[1]对于行政决定中的行政调查的法律性质应当如何定位，理论研究上有不同看法。归纳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第一，所谓行政执法是指表现为许多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决定。第四，按照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行政决定启动程序，行政调查也就相应地分为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模式，这就正好对应了上面的行政处罚中依职权的行政调查和行政许可中依申请的行政调查。一般认为，行政调查权是行政处理权的组成部分，行政机关依法拥有一定范围内事项的处理权，也就拥有相应的调查权，否则所谓的处理权就是不完整的，也是无法行使和实施的。
例如作为承载行政监督检查职能的行政检查活动只是对检查对象守法情况的一种常态执法行为，其不是为查明某个特定事实并最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从众多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内容可以看出，在有关行政机关职能的法律设定中，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所进行的了解情况和收集证据以查明事实的活动即行政调查，与行政机关为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所进行的了解信息和查看情况的活动即行政监督检查，可以肯定地说，是分属于两类不同法律性质的行政活动。
这里其实也许反映了立法者所具有的立法上的为难之处，这就是如何能够公平合理又能切实可行地为行政机关和被调查人之间设立责任形式及其追究机制。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其立法本意只是在强调一般调查措施与检查等特殊调查措施的区分，而并不是说这里的检查不属于调查活动本身。第四，规定了被调查人员一定的权利。对于那些以强制性表现出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调查方式与措施，如检查人身或者特定场所，就更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为依据。
注释:[1]除行政决定外，行政调查还被用于人口普查、拟定行政计划、意见调查、统计、行政决策等。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由于行政调查是在行政程序启动后开始的，相应地行政调查程序也应当分为依职权启动程序下和依申请启动程序下两种情形。行政程序参与人在行政程序中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那么，除此之外，按照行政程序基本原则要求，被调查人所能够享有的具体权利是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反上述有关行政程序原则和回避、委托、教示等方面规定情况下，被调查人所享有的具体权利又是什么，比如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告知调查的依据、目的、过程及其自己享有的权利，必要时拒绝回答的权利，对有关自己的调查笔录进行更正的权利等，缺乏相关明晰规定。第二，规定了行政调查人员应当出示有关证件。
为此，立法上必须基于上述思路对行政调查对象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层次规定。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除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而不需要调查就可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外，其他情况下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必须经过调查程序，即行政调查是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遵循的法定程序。
而行政检查既被作为一种了解情况的方式或者手段予以规定，与查阅、查验、查问等方式并称并用，同时又被作为履行监管职责的行政监督检查活动予以规定，其本身又包含了许多实施监督检查活动的方式或手段，如检查、查问、查阅、查验、查询等。在调查走私案件时，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金融机构、邮政企业的存款、汇款。可以看出，在这里，行政调查是对违反海关法案件在作出处罚决定前的了解情况和收集证据以查明事实的活动，包含着许多调查方式（如检查、查问等）。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有藏匿走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没有工作单位的，因协助调查造成的误工损失，由行政机关按当地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给予补助。其次，行政调查被作为查明事实和收集证据的活动过程，其本身要通过许多行为方式或者手段来实现。
从法学原理上来说，这样的规定是一种被调查人应当遵守和履行的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义务，如果违反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在适用前提及其条件的很大不同之一。
同时，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7条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67条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在行政调查中，不管行政机关采取的是一般方式还是特别方式，被调查人都有服从和协助而不得加以拒绝的义务。有关行政调查活动的法律性质存在着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事实行为、中间行政行为和程序行政行为。
查阅进出境人员的证件。行政调查之后是行政决定，也就是说行政调查是行政决定的前置程序。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在这种情形下，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7条有关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的规定，似乎行政调查就是以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而表现出来的了解有关情况的行为方式。参见张娟：行政调查基本概念初探，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0期。这一点，就连《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也缺乏明确规定。
（四）《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有关行政调查规定的考察《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54条规定：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确认等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第64条第1款规定：行政执法程序依法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或者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启动。
所以，只有当行政管理工作中某个法律事实或者事件的出现或者存在，才需要经过行政调查和作出处理决定。但是，如果将调查权界定为具有强制性，行政相对人具有接受和进行协助的义务，则就必须另有实定法的明确授权。
在这些规定中，行政调查是一种由许多调查方式或者手段所组成的行政活动。（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应当区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两种不同程序模式下行政调查的程序规制，并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与被调查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区别。此外，有关行政机关之间公务协助、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应当回避、委托行使职权、教示制度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也应当在行政调查活动中予以遵守。一方面，行政调查活动要靠许多不同的调查方式来实现，如果没有各种不同的调查方式，则行政调查活动就会失去进行调查的具体措施保障。比如根据《海关法》的规定，海关机关在调查走私案件时，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金融机构、邮政企业的存款、汇款，而一般行政机关在实施调查时就不具有这样的措施和手段。
但是，这些法律制度中均未就被调查人不履行这些配合义务情况下如何对待或者处理再作具体规定。在依职权启动程序下的行政调查，其所要查清的是为保证依法作出正确行政决定而应当具备的所有相关法律事实，比如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就要通过调查活动查清行政相对人是否违反以及如何违反相关法定行政管理秩序的全部事实，以保证在所查明事实情况下作出不给予处罚、免予处罚、给予处罚及给予何种处罚或者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等决定。
另一是指涵盖了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的所有了解情况和收集证据以查明事实的活动过程（包括所谓的调查方式与检查方式）。当然这些不利法律后果都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规定为前提。
应当说，这里的有关人员包括了行政程序参与人中当事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但显然不限于利害关系人，而是还包括了其他被调查对象。第66条第1款规定：行政程序启动后，行政机关应当调查事实，收集证据。